“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后，关注度不断提升，六大考古中有两项跟桥梁遗址有关，分别是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和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前者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或与汉文帝霸陵营建有关；后者是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大唐威仪。

　　殊不知，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桥梁遗址作为重要考古发现数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让以桥为背景的历史事件有了确切的“原生地”，同时也实证了古都长安城处于水系交错的环境当中。

　　为寻找汉文帝“顾成庙”提供重要线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西安三殿汉代古桥作为唯一一个首次公开的考古发掘项目而引人注目——从去年9月份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城市建设项目，在东三环东侧、西安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北侧（西距浐河400米）发掘清理出一座汉代古桥，填补了这一区域内古桥遗址的考古空白。

　　目前共发现桥桩874根，宗地范围内桥体残长74.64米，宽20.54米，桥桩基本上成排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方向156°。根据木桩分布情况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发现较明显的规律，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年代较早，布局较规整，应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大部分圆形细木桩位于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之间，分布规律性不强，且年代较晚，或为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

　　三殿汉代古桥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东西跨度大，南北宽度宽，桥桩密集，是汉代高等级桥梁的代表，为研究汉代桥梁构造及修补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该桥正对西汉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是帝陵营建这一汉代重大国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桥位于南陵、霸陵与汉长安城之间，为研究汉代道路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文献“南陵桥坏，衣冠道绝”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南陵桥”，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咸阳沙河古桥遗址又有新发现，考古工作者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7根秦汉时期桥桩及一处用于保护河岸的“埽岸”遗迹。

　　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一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古桥遗址一号桥保护大棚南北两端新发现木质桥桩3排共17根，与保护大棚内桥桩方向基本一致，同时发现的“埽岸”遗迹则进一步确定了一号桥的长度及范围。

　　（“埽”是古代水利工程中的建筑构件，是用薪柴、竹木等软料夹以土石制成，若干“埽”用绳、木桩联系起来用以保护河岸就是“埽岸”。）

　　考古人员通过对发掘中包裹淤泥层的编织物等6件样品进行测年，可知沙河古桥一号桥的建造年代为秦汉时期，推测其功能可能是为满足帝王游猎的交通需求而建。

　　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之上……渭河古桥的发现，让发生在此地的历史事件找到了“原生地”。

　　渭桥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渭河故道，发掘前为鱼塘所在，2012年4月上旬，在鱼塘挖沙中暴露木桩，后经调查确认为古桥遗存，并测量确定南对汉长安城北侧城门厨城门，编号“厨城门一号桥”。之后，相继发现“洛城门桥”“厨城门二号桥”“厨城门三号桥”及“王家堡桥”“厨城门四号桥”及“厨城门五号桥”等共3组7座渭桥。

　　厨城门一号桥，正南1200米左右为长安城厨城门遗址，直北30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向东与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经发掘确定，厨城门一号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横跨于东西流淌的渭河之上，南北估计长约880米左右，使用时间较长，应经多次维修、续建。从考古人员清理出的桥梁所在河道堆积物中推测，该桥可能始建于秦，为汉使用，沿用到唐或更晚的宋代，之后废弃，前后延续达1000余年。

　　厨城门三号桥位于厨城门一号桥东约200米，桥桩用材多为硬木松类，时代相当于唐代；厨城门四号桥位于一号桥西约40米，大体为战国晚期；洛城门桥正南750米为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直北35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该桥大体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若长虹之未翻”，唐代诗人王昌龄曾在《灞桥赋》中描绘过灞桥的恢弘景象。唐朝时，灞桥上设立驿站，凡送别亲人好友东去，一般都要送到灞桥后才分手，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久而久之，“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了特有的习俗。

　　灞桥为一大型半圆拱厚墩联拱石桥，处于当时隋大兴、唐长安城通往潼关路、蒲津关路、蓝田关路的要冲，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为宏大、桥面跨度最长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始建于隋初，废弃于元，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